为什么史书中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网友解答: 为什么成北宋灭亡罪魁祸首，因为王安石变法，最后助长了腐败。 公元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上任，掌握大宋全权后，在权力巅峰这个年轻人俯视着自己的国家，发现仅仅108岁的北宋王朝变
为什么成北宋灭亡罪魁祸首，因为王安石变法，最后助长了腐败。
公元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上任，掌握大宋全权后，在权力巅峰这个年轻人俯视着自己的国家，发现仅仅108岁的北宋王朝变得步履蹒跚，如同肥胖病人，活力越来越小。
常年的和平岁月，让北宋人口大幅增加，开支也变得日益巨大，官员军队臃肿严重。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宋神宗显然不愿国家是这样一个烂摊子，于是对大臣们说道，“天下弊事之多，不可不革。”
那么谁能承担改革重任呢？在他眼里非王安石莫属，作为志向非凡的人，宋神宗和王安石两人可谓惺惺相惜，早在宋仁宗时期王安石就上过万言书，期望变革，但最后石沉大海。
而这次面对年轻皇帝抛来的橄榄枝，无疑让王安石有久旱逢甘露之感。 两个同样血气方刚的人碰到一起，必然会做出一番大事业，于是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理想现实大相径庭时候，改革就是错误。王安石变法，目的是改变国家现状，但令王安石没有想到的是改革不但阻力重重，最后还一败涂地，不但大小官员都反对，就连百姓也集体上访闹事。
而倔强的王安石还是坚持改革，他认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当事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在他看来老百姓暂时利益受损是为日后利益增加。
但他怎么也不想会想到一场好心的变革，居然变成腐败的根源。 就举一个案列就可以看出。青苗法：改革措施之一，目的是让老百姓在春天青黄不接季节，能够吃到粮食而设，当时百姓为度过春荒，没有粮食就会去地主家借粮，到有收成的时候再加倍偿还。
为了保证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青苗法改革由国家代替个人来完成，利息比地主要低，本想着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应该是一举两得。国家收获利息，人民得到实惠。
哪知道实施起来却完全是南辕北辙。王安石看来国家以较低利息给人民好处，这是善政，可经过中间官员层层剥削，实际到手利息居然比地主给的还高。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可是这又是国家强制命令，这一行为居然成了官府垄断的生意，老百姓不能向地主借，只能向政府借。
而政府通病就是行政效率低下，一层一层审核后，粮食来老百姓哪里时候，真正需要的百姓早就饿死了，没饿死的也因为利息过高而变成了被剥削者。
王安石的变法最后演变成了国家垄断的商业行为，在官官相护的是官员环境下。自然而然就造成了腐败。
百姓负担没有减轻，官僚反而赚得盆满钵满。王安石在如此情况下，都还没警醒，反而继续扩大法律的变革。
他用强制手段，规定每年必须借出的数量，这样一来地方官只得硬性摊派，许多原本不需要借贷的百姓，也被强行要求借贷。
我不想借，你还非要借我，这个时候老百姓受不了了，更加苦不堪言。 而官员们面对这一政策福利群体高呼啊，好政策。于是无数贪官们借着推进新法为由，为朝廷完成任务为己目的，明目张胆的吞噬百姓的财富，从中获取暴利。
王安石变法，让民怨沸腾，国家财政收入也没得到增加，反而便宜贪官污吏。腐败日益猖獗，其实并不是王安石的初衷，但也与他脱不了干系，最终的失败只能说王安石考虑不周，要知道变法是阻挡不了贪官罪恶的双手的，他们不怕改革也不怕不改革，只要有事情做他们总能雁过拔毛，获得利益。
天真的王安石以为自己的出发点和所作所为都是好的，可他最终没有玩过深谙腐败之道的贪官，因为王安石变法失败，北宋官场引发了一场全国性腐败开始，最后北宋腐败之风越演越烈，全国上行下效，掏空整个国家。
一个被掏空的国家，在外来势力的轻轻一推之下，就此轰然倒地，王安石也成了北宋灭亡的罪人。 网友解答:把王安石说成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肯定是冤枉了他。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也和他个人执拗的性格有关！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好玩的国学节选本人的一篇旧文，论述之。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北宋立国已逾百年，表面繁荣的背后实则暗流汹涌。北宋奉行享乐主义，但朝廷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人多钱少的局面一直困扰着北宋朝廷。用当时的财政部长韩绛的话说，就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朝廷眼看就要喝西北风而破产。此时，改革像一把拉开的弓，随时处于发射状态，而作为经济“鬼才”的王安石，被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开始了一系列旨在通过发展生产、生财理财，以求富国强兵的改革。
从熙宁二年开始，王安石密集实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若干新法。但是，王安石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原来为民谋利的新法，在执行过程中被不断赋予“新”的含义，从安民到害民，一字之差，无数百姓生灵涂炭，这是理想主义者王安石所没有想到的。但是理想主义者只关心整体，不关心局部，只关心如何将改革进行到底，而不顾及其他。王安石相信目的正义是终极的目标，而不去关心手段是否正义。因此，尽管王安石承受着来自朝野上下的压力，他决心排除万难把改革进行到底，纵然前路漫漫，但他将“虽千万人，吾往矣”。
王安石的智商惊人，但情商实在不咋地。有一个理论，一个人的成功，智商占20%，情商占80%。这未必科学。但我们知道，智商决定了人能不能做事，而情商则决定了人能不能把事情做好。理想主义者王安石是个特别简单的人，就像大熊猫永远拍不成彩照一样，他的世界是黑白二元色，他的价值判断只有好和坏，是典型的直线思维。他和他的改革团队是正义的化身，除此之外，都是反正义的一方。在这种“非黑即白”思维的指导下，王安石秉承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反对派及中立派实施残酷打击，从而开启了宋代腥风血雨的党争的序幕，北宋朝廷成为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决斗场。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和王安石同样执拗的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至宋徽宗时期，以蔡京为首的一帮宵小又打着变法的旗号，尽废旧法，到南宋又重回保守路线，反正是有宋一朝，路线一直摇摆，政策朝令夕改，在无休止的内斗中耗尽了北宋的元气，以至于“宋人议论未定，而金人已过河”。
这种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严重影响了王安石的改革团队建设，逐步让王安石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改革的道路上，他成了孤家寡人。伟大的人物都是孤独的，所谓高处不胜寒，但是一个伟大人物在政治上没有坚定的支持者，可以想象，他的改革将是多么举步维艰的过程。
随着改革的推进，王安石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与王安石英雄惺惺相惜的司马光，屡次在皇帝面前为王安石说话的韩维等一帮道德文章皆有可观的朝廷重臣，集体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直至王安石遭罢相而将新法全部废除。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王安石在官场多年，不仅未能形成稳固的家族权力同盟，反而王安国、王安礼等一帮亲兄弟也是不遗余力地反对他，甚至连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学生郑侠，也在关键时刻上《流民图》，给王安石以沉重的打击。至于自己提拔上来“坚决拥护”变法的能人，如吕惠卿等，也是在关键时刻背后使绊子，意欲置王安石于死地以取而代之。
王安石像游戏“暴力摩托”中的车手，要时时防范来自各方的攻击，孤立无援地在改革的道路上艰难狂奔。一边是道德文章名满天下的朝廷重臣，一边是固执的王安石和同样固执但在路线上摇摆不定的宋神宗，率领的一帮来路不明、心术不正、处心积虑为自己谋私利的所谓一帮能吏。如此鲜明的实力对比，让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成为必然。
识人不明的北宋政府CEO
人才是第一资源。宋神宗是北宋王朝的董事长，而王安石是CEO，自然应该懂得人才资源的重要性。而人才当以德为上，才干辅之。但王安石提拔上来的一些人，实非真心变法之辈，而是借着王安石提供的平台，行以权谋私觊觎高位之实。目光如龙的王安石还是犯下了识人不明、用人不当的错误。他高举GDP考核的指挥棒，提拔重用对新法拥护并严格执行的地方官，导致基层官员为了一己之私利，要么弄虚作假，要么运用专政权力，以推行改革之名，对百姓进行更加严酷的压榨和剥削，从而导致新法完全走样。恰如后人评价的那样，“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这就是理想主义者脱离现实而动机至上的悲哀。
站在云端的王安石看不到现实，也不相信现实。他是一个极为自信而且固执的人，他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不相信自己亲眼所见，他只相信自己的感觉。自己推行的新法，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变国家多年来积贫积弱的现象，减少对百姓的剥削，而且很多措施在自己做地方官的时候，都试点推行过，效果很好，改革措施也是经过深思熟虑过的，他不相信新法会变成那些大臣口中的害人之法。新法推行之后，国库丰盈，这一点神宗皇帝很高兴，这也证明了改革的正确。根据各地上报的情况来看，全国人民“喜大普奔”，真心拥护一片和谐。固执天真的王安石一定是没玩过“COPY不走样”的游戏，他不知道歪嘴和尚念歪经的道理。君不见2014年上半年统计数据，全国各地上报的GDP总量超过国家统计局的全国总量3万亿。所以说，数字作假不是从现在开始，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各级官员已经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
王安石是个伟大的改革家，他天不怕地不怕，为了改革，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提出了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三不足”理论，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虽然这些是否真为王安石所说，至今仍有争论，不可否认，这些话确实符合王安石的性格逻辑，体现了他誓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毅力。天变以及祖宗之法本来就没有不可改变的道理，但是“人言不足恤”，却是极其危险的。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舆论是社会公器，是社会的守夜人，但王安石为了堵住悠悠众口，把朝廷内专门负责监督的都察院官员全部换成自己的一帮人。现在我们用脚都能想到，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的逻辑是多么的荒谬。以王安石的智商，他不会想不到这一点，但是为了顺利推行新法，王安石再也听不进不同的声音，或者说，他已经不准备听任何关于新法害人的指责了，取而代之的是“哪来的异端，一棍子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