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两百年未能征服蒙古，为何清朝仅一招就让蒙古人口锐减9成？

网友解答: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预设了答案，就是藏传佛教的传播，但答案本身就是错的。首先，藏传佛教不是清朝给蒙古人的，而是明代同期蒙古人自己主动接受的，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三世达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预设了答案，就是藏传佛教的传播，但答案本身就是错的。

事实上，并不止黄教在扩张自己的信众，红教（藏传佛教宁玛派）也深入草原，进行传教活动。

曾经在清宫戏出现过不止一次的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嫡传，布延汗的长孙、蒙古汗国的正统可汗，拥有大元传国金玺和千金嘛哈噶喇佛像，是成吉思汗、忽必烈的正统继承人，就在红教喇嘛沙尔巴呼图克图的影响下，改宗信奉了红教，引发自俺答汗时代就诡异黄教的漠北三部和漠南诸多大部落的不满。

也就是说，藏传佛教早在清朝还没有统治蒙古草原的时代，已经广泛传播，甚至成为影响政治选择的一个因素。

这要从蒙古草原的经济地理说起。

蒙古草原实际上是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多重开口的盆地，而非人们一般理解的无限开放的大平原。

广义的蒙古草原的南界其实是东起阴山山脉，西到陇山的绵延山脉，也就是明长城一线，漠南和漠北，是通过千里戈壁滩中的几条固定通道联通的。

北方则是西伯利亚的茂盛丛林以及南北贯穿的诸多河谷地带，西方则是阿尔泰山的阻隔，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而东方，则通过大兴安岭南段的缺口，可以进入东北的平原地带。

在成吉思汗的时代，金朝控制了南方和东方的文明区，而金朝本身又并不严禁贸易和铁器等战略物资的流入草原，这一点和辽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亚文明区，仍保留着古丝绸之路的贸易线路和繁荣，直到蒙古西征的大军大规模地摧毁了当地的水利灌溉系统为止。

也就是说，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是“世界人”，居于一个中亚—北亚—东亚的大贸易系统之中，通过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他们并不是完全闭塞的。

事实上，哪怕在西征之前，草原上的蒙古人就有信奉基督教的传统，这也是文明交流的成果之一。

而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在吸收了各个文明的成果之后，选取了最适用于军事的先进技术和组织形式，将整个由成吉思汗打碎血缘、地缘部落，“刚刚制造出来”的蒙古民族打造成为一个战争机器。

所以，战斗力超强，可以横扫东西方。

然而，在元末明初退出中原的北元势力，却完全不是这样的组织了。

一方面，当年分封在漠北的诸多宗王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退化回了血缘部落；另一方面，草原上薄弱的产出已经不足以支撑元朝朝廷这样庞大的脱产组织。

最终，政治和组织敌不过经济的退化，只能随之退化，到达延汗的时代，对于草原上蒙古汗国的组织，进行了重构，重新退回到游牧国家的形态。

然而，游牧国家的中央集权需要定居农业的支撑，至少，需要与定居文明的规模性贸易维持，而大明朝对于北方的对手，施行的是分化瓦解式的手段，坚决不与蒙古汗国的“中央妥协”，而宁可与其中的“地方势力”——俺答规模互市，并默许其河套地区大规模“板升地”的存在，也就是汉人移民的农业区。

正是由于这样的状态，此时的“统一”的蒙古汗国形成了尴尬的事实性分裂。

西方的中亚道路不通，被卫拉特蒙古占据，东方和南方的文明区，全部掌握在敌对的明朝手中，蒙古汗国的“存在”由于经济上的无力，本身就只能不断地发生组织性退化，最终停留在部落联盟的层次上，不再是强悍的中央集权军事帝国。

对于某些人最关心的战斗力问题，其实，蒙古人在面对明朝的战争中，战斗力已经急剧削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穷。

真正的职业骑士和武士，除了铠甲、刀枪之外，从小到大的训练和培养，都是靠钱、靠物资堆起来的，不是一句生在马背上就凭空得来的。

皇太极时代所面对的蒙古，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部落联盟，而他进行的“掏心战术”，不断地追杀“正统共主”林丹汗直至其妻子投降，最终获得草原各部的臣服，恰恰只是对一个部落联盟的征服，而不是对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征服。

有人问，团结起来抵抗不行吗？答案就是：靠什么团结？用什么团结？不存在的。

清朝对蒙古统治实际上是组合拳，一方面划分旗地，也就消灭了部落崛起扩张的可能性，同时基本隔绝了交流；另一方面，采取要点驻军的手段，对事实上的经济和交通中心进行掌握，从而保障统治的可触达。

至于其他的盟会、朝贡，甚至文化手段，都是小伎俩。

真正的杀招，来自于商业。

比如乾隆年间崛起的大盛魁，在蒙古草原上广泛活动，彻底占据了各个半固定居住的蒙古部落的商业活动，又用商业交换和高利贷，将所有产出绑住，形成一个真正的经济统治。

而大盛魁的年收入，能够达到3000万两白银，几乎赶上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可想而知，这部分财富如果由一个“统一的”蒙古集权国家来控制，会产生怎样的军事化学反应？

而这个大商号，一直依托清朝的军队和政治特权，直到徐树铮再次收复外蒙古失败为止，方才彻底衰落。

可见，经济手段，才是真正的终极杀招，当然，如果没有清朝一系列的统治组合拳，这种经济手段也无法发挥，所以，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

而那些认为光一个推广喇嘛教就能让数百万蒙古人俯首帖耳，甚至再也不复英勇善战的想法，可谓愚不可及。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乍一看，清朝比明朝厉害，解决了明朝200多年都解决不了的游牧民族问题。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概括说来：

明朝和清朝对征服蒙古的问题各有侧重，但相比之下清朝比明朝更深刻，治理效果更好更长久；

明朝和清朝面对的国际形势不同，清朝的蒙古问题更加国际化，相应的难度也更大！

那么，明朝和清朝采取了什么不同的手段呢？为何明朝始终无法彻底消灭蒙古，而清朝却差点让蒙古灭亡？静夜史认为有以下几点：

1、明朝的保守国策和单一的民族政策

明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有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保守。今日我国境内的万里长城绝大多数都是明长城，这是明朝保守国策的体现。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摒弃了宋元以来的“重商主义”政策，重拾“重农抑商”的政策，大明王朝重新将土地作为帝国生产力的最主要依靠。

此举除了让明朝的财政收入长期低迷外，还造成一个重要的后果，那就是在对外疆域扩张问题上，基本都以适合农业发展为首要考量。像长城以北的漠北地区以及西域这些不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明朝都没有强烈的扩张兴趣。

终明一朝，直接控制的区域始终维持在“两京一十三省”地区，向北以长城和蒙古为界。朱元璋时期在长城以北数百公里的地区建立了东胜卫、开平卫、大宁卫等卫所，但是在明宣宗时期纷纷放弃。

保守型的国策决定了明朝缺乏彻底征服并管理蒙古地区的内在动力，所以明朝宁可大兴土木修筑长城，也不会发动对蒙古的长期打击。

既然没有内在动力，那么明太祖和明成祖时期对蒙古的征讨是怎么回事呢？答案是外在动力！

元朝退回北方后，并没有消沉下去，反而不断南下侵扰，想要恢复大元帝国的版图。

此时的明朝不堪其扰，为了消除威胁，明朝大军不断北伐，一度打得蒙古军队溃不成军。

但是，明朝缺乏治理草原的有效手段，不光是明朝，历朝历代的汉人王朝都没有有效治理草原的手段。这导致明朝大军撤退后，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可以重新组织起来，再度形成强大战斗力。

在明朝这里，“一仗打出30年和平”根本不现实，10年也不可能！所以无奈的明朝只能修建万里长城进行防御，意图以长城将蒙古彻底阻挡在中原之外！

待明朝转入防御后，蒙古开始再次膨胀，先后爆发了“土木堡之变”、“庚戍之变”等一系列入寇事件，明朝更加被动。

1571年，“隆庆和议”达成，但这只是明朝和漠南蒙古和解了，距离明朝征服蒙古还有十万九千里！

2、清朝的少数民族身份和多样化的政策

相比于明朝，清朝的前身是真正的蛮夷。

然而，正是这样的蛮夷身份，让清朝有了更灵活的手段，彻底解决蒙古威胁中原的问题。

清朝建立前的后金时期，努尔哈赤就不断和漠南蒙古发生战争。同时，为了分化瓦解，努尔哈赤和漠南蒙古各部落联姻，最终争取了漠南蒙古的臣服。

1635年，漠南蒙古臣服清朝。此时的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也先后向清朝进贡，清朝成为蒙古的宗主。

随后，1691年，康熙举行“多伦会盟”，将漠北喀尔喀蒙古纳入版图。

1757年，乾隆平定漠西蒙古准噶尔汗国，彻底解决了蒙古问题。

由于自己曾经是蛮夷，所以清朝对蒙古这样的蛮夷很有心得。在统一了蒙古后，清朝意识到蒙古的巨大威胁，所以防患于未然成为清朝统治者考虑的首要问题。

所以清朝在蒙古草原实行了一系列措施，保证了清朝统治的稳定，包括：

战争屠杀

征服蒙古不是一句空话，一句嘴炮，是实实在在打服的，打服的手段，就是战争。

从努尔哈赤开始，后金就不断对漠南蒙古用兵，终于击败察哈尔林丹汗，使漠南蒙古彻底臣服蒙古。

在喀尔喀蒙古方向，清朝没有用兵，喀尔喀蒙古各部主要是和沙俄以及准噶尔交战。

而在漠西蒙古方向，清朝手腕再次强硬起来！

1690年和1696年，康熙分别在乌兰木通和昭莫多打败噶尔丹，迫使其自杀；

噶尔丹自杀后，准噶尔汗国并未衰落。1716年，准噶尔南下入侵西藏，康熙两次用兵，终于在1722年成功进藏，驱逐准噶尔；

1723年，雍正派年羹尧平定青海和硕特蒙古叛乱，清军收复青海；

1757年，乾隆消灭准噶尔汗国，随后消灭大小和卓叛乱，终于在1759年，将整个新疆彻底纳入版图。

随后，在1820年，道光平定张格尔叛乱，再次维护了领土完整。

盟旗制度

针对蒙古逐水草而居最后聚合成强大力量的情况，清朝贴心地设置了“盟旗制度”，将各部落固定在一定的区域，没有清朝皇帝命令不得随便迁移，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蒙古人聚拢的可能。

蒙古人固定之后，抵御天灾的能力大大下降，遇到灾年，蒙古人只能在饥寒交迫中等待清朝的救援，很多人在慰问品到来前就先一步而去了！

另外，部落固定也带来了近亲结婚，乱伦等一系列问题，草原上的性病流行夺去了大量蒙古人的性命！

黄教制度

针对蒙古人信仰喇嘛教的事实，清朝在草原上大兴喇嘛教，大建喇嘛庙。并规定每个蒙古家庭除了留下一个男子守灶外，其余男孩全部出家。这样一来，蒙古人的生育率大大下降。

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原有至少500万的蒙古人只有不到50万人，人口减少超过90%！

3、沙俄的搅局，蒙古成为国际问题

一直以来，蒙古和中原王朝的冲突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冲突，在游牧民族不敌农耕文明的反击时，他们就会拼命地往北跑，跑到西伯利亚，跑到中原军队追不到的地方。

但是，沙俄来了。

1582年，哥萨克骑兵越过乌拉尔山，开始了在西伯利亚的疯狂扩张；

1600年，沙俄势力到达贝加尔湖一带，占据了贝加尔湖北部和西部地区；

1639年，沙俄到达鄂霍次克海，势力抵达太平洋沿岸；

1643年，沙俄侵入黑龙江烧杀抢掠。

沙俄的到来，为蒙古问题带来两个新变化：

沙俄和漠西蒙古准噶尔部沆瀣一气，意图撕裂西域，威胁清朝进军中亚。

可以说，沙俄的搅局，为蒙古问题增添了新的变数。

1689年，康熙和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东北的边界，实际上也是对外兴安岭南北蒙古区域的划分。

1691年，准噶尔部不断东侵，沙俄也不断南下，喀尔喀蒙古各部处境危险，尤其是土谢图汗。在这样的情况下，喀尔喀各部选择归顺清朝，成为清朝的一部分。

清朝拥有漠北蒙古后，1727年雍正和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划定了清俄中段边界，随即中俄贸易开始繁荣；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意味着清朝和沙俄争夺的窗口已经局限在西域地区，所以准噶尔汗国的兴衰决定了西域的最终归属。

1755年，准噶尔汗国内部爆发天灾，民不聊生，在沙俄还未及时反应时，乾隆迅速出兵，彻底消灭准噶尔部，征服天山南北。至此这块从安史之乱后游离的地区彻底回到中原王朝怀抱！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